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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

1880年8月,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刊登了一篇题为《考证律吕说》的文章。文章不长,研究的也是非常冷门的中国古代律学。它以现代科学实验为依据,对中国古代律学中已延续了千年的“以弦定律,以管定音”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对西方传统的声学定律——伯努利定律,提出了疑问和矫正。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徐寿,当时他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半年以后,徐寿的这篇文章,又在他的英国好友、传教士傅兰雅的帮助下,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在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在“编者按”中,《自然》杂志的编辑斯通博士写道:“(这篇论文)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的证明,竟是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中国),而且是用了那么简单的实验手段和那么原始的器具实现的。”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而这,却不过是徐寿在他探索科学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的一个小小的科研成果。

  

 

徐寿,字生元,号雪村,1818年2月26日(即清嘉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江苏省无锡县社岗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因他的祖父在务农的同时,也兼作商贩,家境才渐渐有了些起色。他的父亲大概是他们老徐家的第一个读书人,但不幸的是,年仅26岁就去世了,当时,徐寿只有4岁。母亲宋氏含辛茹苦,将他和两个妹妹抚养成人。他17岁那年,母亲也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娶妻,并有一子。

 

徐寿早年也想过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像他这种情况,是无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于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往上海贩运粮食)。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读书。

 

但生活的磨难与务农经商的经验,使他越来越感到诗文词章毫无用处,因此,他在十八九岁时,就从学做八股文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那时,正值鸦片战争的前夜,清王朝已走在了急速衰败的路上,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青年徐寿为自己立下了“不二色,不妄语,接人以诚,毋谈无稽之言,毋谈不经之语,毋谈星命风水,毋谈巫觋(音:xí)谶(音:chèn)纬”的座右铭。

 

徐寿的家乡无锡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手工业之乡,那里有许多能工巧匠。这使他从小就爱好手工艺制作,“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爱好使他由博览群书逐渐转向了致力于技术的研究。

 

徐寿在科技方面的兴趣极为广泛,举凡数学、天文历法、物理、音律、医学和矿学等等,无一不喜,无一不好。20岁以后,他最爱读的书,就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科学和讲工艺制造的著作。这使他的科学修养和工艺制造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在徐寿的青年时代,我国尚无进行科学教育的学校,也无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所以,他学习近代科学知识的方法也就只能是自学。比较幸运的是,在他自学的路上,还遇到了一个学友,名叫华蘅芳(华也是徐的同乡,但比徐年轻15岁,他在数学方面,颇有专长,后来,成为了一名数学家),他们两人经常会凑一起研讨疑难问题,相互启发。

 

1853年,35岁的徐寿与时年只有20岁的华蘅芳为探求新知一同来到了上海。他们在一个英国人创办的墨海书馆,结识了当时在西学和数学上,已经颇有名气的李善兰(原名李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生于1811年1月22日,浙江海宁人。他是中国19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

 

当时,李善兰正在墨海书馆从事西方近代物理、动植物、矿物学等书籍的翻译。他们虚心求教、认真钻研的态度,给李善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们从上海回乡时,购买了书籍,并采购了很多物理实验的仪器。回家后,徐寿就根据书本上的提示,进行了一系列的物理实验。据说他为了做一个光学实验,因为买不到三棱玻璃,就把自己的一枚水晶图章磨成了三角形。有一次,他给包括华蘅芳的弟弟华世芳在内的几个孩子作物理实验演示,先叠了一个小纸人,然后用摩擦过的圆玻璃棒指挥纸人舞动,孩子们看了都感到十分惊奇和有趣。

 

1856年,徐寿再次来到上海,读到了墨海书馆刚刚出版的《博物新编》的中译本,该书介绍了很多物理和化学原理,以及做实验的方法,徐寿如获至宝,几乎将书中讲到的他有条件完成的实验,都做了一遍,甚至还自己设计了一些实验。他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登上了一艘西洋人的轮船,以验证书中介绍的蒸汽机原理……

 

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兴起一阵办洋务的热潮。洋务派在向西方购买洋枪洋炮、兵船战舰的同时,还创办了一些工厂、开发了一些矿山、修筑了一些铁路和兴办了一些洋学堂。在这种情况下,徐寿的博学多才,引起了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的注意。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开设了以研制兵器为主的一个军械所,徐寿、华蘅芳,还有徐寿的次子徐建寅都被聘为了该所的工程师。

 

1862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徐寿和其次子徐建寅等人,完全不假西方人之手,制造出第一台中国造蒸汽机,1865年,又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船——“黄鹄号”。

 

不久,徐寿又被曾国藩派到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督造了第一艘和第二艘中国制造的军舰——“恬吉号”和“操江号”。

 

1868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徐寿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翻译馆。这个翻译馆是中国第一家翻译和引进西方科技类图书,旨在向国人传播科学知识的机构。徐寿也当仁不让地出任了该馆的第一任总管。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很多化学元素名,就是由他翻译的。

 

到1900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已译书168种,涉及军工、医学、矿业、农学、化学、算学、史志、船政、工程、电学、政治、商学、地理、天文、声学和光学等学科。

 

1874年,徐寿又和英国人、传教士傅兰雅一起联手创办了一个格致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开设有矿业、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和制造等多门课程。

 

应该说徐寿是幸运的,因为他赶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潮,这使他获得了一个得以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但他又是不幸的,因为他生在了晚清那样的政治黑暗、国家早己是千疮百孔的年代。再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大臣,没有一个不是靠读孔孟之书,通过一级一级的科举考试,踏入仕途的,所以,他们虽能认识到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但仍摆脱不了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桎梏。像徐寿这种人,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个“高级匠人”罢了。他们想要用你的时候,可以给你钱、给你支持,但他们骨子里却是看不起你的,不想用你的时候,就会把你踢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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