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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石

 

他在被称为“活棺材”的军统秘密监狱受尽酷刑

他的越狱揭出魔窟真相令红岩烈士英名永载史册

 

宋振镛家中出了三位“红岩烈士”:父亲宋绮云、母亲徐林侠、幺弟“小萝卜头”宋振中。宋老曾多次含泪向笔者谈起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同志。

 

2012年7月5日,宋振镛先生陪同笔者到家中采访韩子栋长女韩秀融、女婿周鸿。这一天距离韩子栋同志逝世整整20年。

 

韩子栋长女韩秀融、女婿周鸿接受记者采访 夯石|摄

 

“白公馆”和“渣滓洞”是两口有名的“活棺材”,历来有进无出,其戒备森严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国民党军统保密局和美国海军情报机构相互勾结,成立了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把一个风景秀丽的歌乐山,用铁丝网层层包围,变成了国民党军统局培训特务和秘密杀害革命志士的刑场。方圆数十里均有重兵防守,里面设立了多个据点,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著名的爱国将领叶挺将军、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还有廖承志同志,都先后秘密关押于此,“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其中最大的两个。

 

小萝卜头泪而不哭

 

通过韩子栋老人的回忆,宋振镛了解到父母和小弟弟在狱中的许多斗争故事。

 “我父母和小弟弟同时被关在狱里,那时小萝卜头年仅三岁,正是伊呀学语和需要营养长身体的时候,然而他却成了一名国民党特务严密看管下的政治犯,白天,妈妈和其他难友一样要去做苦工,只有他一个人独自被关在黢黑的牢房里。弟弟的哭声招来了女特务的嚎叫,皮鞭落在他稚嫩的身上,他不敢再哭了,渐渐地习惯了,不会哭了。他不时地趴在铁签子门边,盼望着妈妈能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只有这时,他的眼泪才敢流出来。”

 

宋绮云烈士  徐林侠烈士  “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

 

当徐林侠看到儿子小萝卜头泪而不哭的样子时,简直心如刀绞,狱友们无不悲愤交加,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

 

宋振镛流着泪说:“在狱中,我弟弟吃的是和成年政治犯一样的毫无营养、带有酸臭味的饭菜,穿的是妈妈改小了的犯人的囚衣,不时地还要受到看守特务的毒打。正是在这里,他从一个不懂事的吃奶孩子,逐渐成长、懂事。当他知道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时,经常哭闹着要爸爸,妈妈不放过任何机会,让他隔着铁签子门,在放风的人群中寻找爸爸,他就是这样认识了自己的爸爸。”

 

 

宋振镛介绍说:“为了保密,他们对外把政治犯称作‘修养人’,管看守叫管理员。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监狱更不叫监狱,而是依据其性质、规模和等级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并冠以既保密又好听的名子。如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监狱,对外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对内则称‘息烽大学’。”

 

1969年,宋振镛在当地走访调查时,老百姓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以张露萍为首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秘密电台的7名共产党员,就是在这里被秘密杀害的。1947年夏,重庆大学一年级学生4人,暑期旅游误入歌乐山,被抓后成了政治犯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来一名学生逃跑被抓,打成残废。这4名无辜学生后来在1949年大屠杀时全部被杀害。”

 

用牙床“吃”锅巴

 

“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大特务头子戴笠苦心经营的两座秘密监狱,他曾吹嘘说:“连一只小鸟也别想从这里飞走。”像这样戒备森严的秘密监狱,韩子栋又是如何成功脱逃的?

 

韩秀融说父亲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一关就是14年,患上严重的关节炎,“为了给越狱做准备,他在牢房里走‘八字’,锻炼体能。为了应对越狱后的生存问题,他没有一颗牙却经常锻炼用牙床‘吃’锅巴。他越狱后从重庆走到山东,走了三个多月,白天躲着,夜里赶路,途中还被野狗咬伤。当时各地都在通缉他。”

 

女婿周鸿说:“我爸爸和岳父在监狱里相识,知道他们一直都在准备越狱。小说《红岩》的作者没见过我岳父,但听说过岳父越狱的事,这是唯一的一次成功越狱。我父亲周科征,办了个通讯社,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来因一篇揭露稿件被抓,但他的身份没有暴露。我母亲是孔祥熙直属,父亲被抓后,母亲托孔祥熙、陈布雷保释父亲,但戴笠早有批示:此人不得保释。直到戴笠摔死后,1946年,我父亲才被保释出来。他从狱中带出一份关在息烽的政治犯名单,面呈吴玉章。当时正值国共谈判,里应外合集体越狱的计划最终被搁置起来。”

 

疯老头跑了

 

韩子栋利用敌人对他的考验来麻痹敌特,实际上他不仅没有疯,而且还是狱中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领导狱中难友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他跟随特务外出挑米扛面,熟悉了进出路线、岗哨位置、火力配备,并负责与重庆市地下党组织联系。当集体越狱无望时,党支部决定让韩子栋越狱,只有他有成功的可能。难友们寄希望于他,希望他越狱成功,并把这里的一切——难友们的英勇斗争事迹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公诸于世。

 

1948年8月18日,韩子栋像往常一样跟着特务卢兆春等二人去磁器口,他们采购了大米和其他物品。韩子栋挑着沉重的担子刚要走,卢兆春碰到了中美合作所的医官,于是三人一起去乡公所所长胡为祥的家,特务想趁机巴结医官和乡公所所长,两杯酒下肚,几个人划起拳来了,之后又打起了麻将。韩子栋在院子里耐心地等待,时间长了索性靠着箩筐睡着了……

 

夕阳西下,喝得烂醉的卢兆春招呼正在睡觉的韩子栋:“225,起来!”

 

可当他拿起草帽时,发现草帽下面是一袋大米,韩子栋不见了。几个人赶紧分头去街里、厕所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

 

医官提醒道:“他不会是跑了吧!”卢兆春很有信心地说:“不会的,我们长官和美国顾问经过鉴定,说他确实疯了。有几次我们故意让他走,他只认识回‘白公馆’的道,自己走回去了。”两个特务决定回“白公馆”看个究竟,于是轮换着挑起货物担子回去了。

 

韩子栋没有回“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感到情况严重,立即报告给西南军统特务组织的最高领导、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即《红岩》中的徐鹏飞,远举就是鹏飞之意,姓都没变;而韩子栋与华子良,栋、梁一词,梁、良谐音,华、韩只是韵母变了。由此可见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直指生活原型)。

 

敌特一直追到嘉陵江边

 

徐远举恼羞成怒,命令“白公馆”和“渣滓洞”的特务倾巢出动,带着军犬从磁器口一直追到嘉陵江边,但最终失去了追踪的方向,天色已晚,特务们悻悻而归。

 

韩子栋的逃跑,震惊了国民党军统局,毛人凤召集紧急会议,加强对重庆市的搜查,沿江、沿公路设卡,并发布通缉令,一定要把韩子栋抓回来。看守特务卢兆春因失职被关进“渣滓洞”监狱。然而特务们连续搜捕了三个多月,连韩子栋的影子都没看见。

 

久经锻炼的韩子栋明白自己所担负的重任,也深知一旦落入魔爪的必然下场。

 

因此,他没有走特务们设想的路线,一不沿江,二不上公路,也不与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系。为了避免在途中留下痕迹,他甚至不向任何人问路,也不向任何人索要食物。饿了就从还没有收净的地里找红薯、萝卜、野菜、野果充饥,渴了就近喝点溪水……

 

斑斑血迹的救命上衣

 

在越狱之前,小萝卜头暗中送给韩子栋一个枕头套和一件上衣……宋老说:“那是我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为他缝制的。当时关押在‘白公馆’的囚犯的上衣左上方都有编号,要想逃出去,必须换掉带番号的囚服,这是狱中党支部布置的。我母亲只能在深夜趁看守特务熟睡之机,在昏暗的油灯下偷偷缝制。当时母亲已两眼昏花,她边摸索,边缝制,缝衣针不听使唤,多次刺进她的手指。”

 

当韩子栋看见针针线线留下的斑斑血迹时,那早已干涸的双眼湿润了。他感慨地对宋振镛说:“这件上衣千金难买啊!它在越狱途中帮了我的大忙,救了我的命!”解放后,韩老将那件做口袋用的枕套捐赠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可惜那件用旧布块缝制的上衣没有保存下来。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越狱前小萝卜头送来枕套改成的口袋

 

密林、古庙、破洞里藏身

 

由于对四川的地理不熟悉,韩子栋十多天只跑了不到百里的路程,仍没有跑出重庆辖区,他心急如焚,又不得不加倍小心。为了避免敌特的追捕,他每天要等到天黑了才出发赶路,天亮前就寻找密林、古庙、破洞里藏身。他确定了行走的方向——一直往北。北斗星是他唯一的航标灯,夜里只能靠着它指引方向。雾都重庆,深夜里经常是大雾迷漫,伸手不见五指,这更增加了他行走的困难。有一次他沿着弯弯曲曲、绕来绕去的山间小路赶了一夜,天将发亮,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古墓,他高兴地钻了进去,却惊奇地发现,正是他昨天白天待过的地方……

 

后来,韩子栋终于走出大巴山,走出四川;他穿过汉水河和陕南地区;穿过了湖北省,又钻进了伏牛山……走了三个半月的时间,来到河南省许昌市。这时,已是初冬季节,而他穿的仍然是那身单衣单裤。三千多里的路程,竟使他流血起泡的双脚,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自走出四川界后,韩子栋再也用不着昼伏夜行了。那又黑又瘦的身体,显得比以前更加健壮。他从报纸上获悉,山东省已经全境解放,他决心先回到老家阳谷县,他急切地想见到久别的亲人,抓一把家乡的泥土。但他却被困在河南省许昌市,有一条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挡住了他回家的路。没有“良民证”是无法越过封锁线的。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想起在息烽监狱和白公馆监狱的同牢难友郑发。

 

郑发和韩子栋有着特殊的关系。在息烽阳朗坝监狱时,郑发被允许在管区内种菜,韩子栋常去挑菜,有时韩子栋跟随特务买菜,郑发也常跟他们同路。郑发很同情韩子栋,常给他一些吃的,或在生活上予以关照,并把河南许昌的住址告诉了他……

 

韩子栋在郑发的帮助下,在许昌城里交通旅馆找到了工作,并办了“良民证”,当韩子栋决心回家时,郑发还赠物赠衣,为他送行。

 

宋振镛说时隔近四十年之后,韩老仍念念不忘郑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帮助,“上世纪五十年代,韩老特意通过秘书给郑发送去300元。1987年,我和韩老应邀去河南时,还专门探访了那家小旅馆,并和郑发的儿子郑双喜、女儿郑喜云合影留念。”

 

39岁的没牙老头儿

 

韩子栋终于顺利地越过封锁线,来到解放区。当他回到阔别十多年的老家山东阳谷时,不仅乡亲们不认识他,就连他的妻子都不敢认他了,从未见过面的女儿韩秀融已是14岁的大姑娘。

 

当时韩子栋虽然只有39岁,但由于长期的狱中生活和非人折磨,整个人骨瘦如柴、苍老憔悴,好像60多岁的没牙老头儿。

 

1948年春,韩子栋来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西柏坡。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接待了他,并听取了他的汇报。韩子栋介绍了难友们在狱中的英勇斗争情况,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和众多难友在狱中被关押、被杀害的情况……

 

正如宋振镛所言:“没有韩子栋的故事就没有‘华子良’这个人物,韩子栋比‘华子良’还要传奇!”

 

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出版、放映,众多红岩英烈的斗争事迹相继公布于世,都与逃出魔窟的这位传奇英雄分不开。

 

韩子栋(1908-1992.5.19),山东省阳谷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捕后,韩子栋辗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武汉、益阳、息烽、重庆等地的国民党秘密监狱,时间长达14年之久;韩子栋同志是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1992年5月19日,在贵州省贵阳市病逝,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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